汇报讯

来源：头条 对于问题通报，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广州市政府作为属地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应该进行深刻反省。” 5月11日，在生态环境部机关里举行的约谈会上，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就该市多家企业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政府部门监管失职表态。这样的环保约谈已实行多年。从2014年起，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已经约谈了61个地方政府。约谈地方主政官员，生态环境部的这个手段近些年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被约谈的是哪些地方？因何被约谈？约谈后的成效如何？（来源：北京青年报、生态环境部）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具体约谈原因通常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类是中央环保督察或其他专项督查发现问题较多且整改不力。 今年4月下旬以来，生态环境部密集通报了多起中央环保督察后污染反弹及整改不力的事件。4月20日，生态环境部先后通报了湖南省邵阳市威凌金属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永顺县鸿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盐城市上市公司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起环境污染事件。盐城市政府就在5月11日的约谈名单中，因对辉丰公司查处不力受到点名批评。 在各类专项督查中，约谈城市最多的是京津冀“2+26”个城市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从2017年4月开始，原环保部从全国抽调5600名环境执法人员，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3个月后，河北省衡水市、河南省荥阳市、山东省淄博市以及山西省长治高新区等地方政府负责人被约谈。原环保部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之所以约谈这4个市(区)，是因为在正在进行的京津冀“2+26”个城市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中，这些地方被发现对存在的污染问题整改不力。“这项史上最大规模的督查已经持续了3个月，但依然有企业在顶风作案，有政府部门弄虚作假”。 一个月后，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邯郸市、保定清苑区及河南省新乡牧野区4地政府主要负责人也被请到原环保部接受约谈，原因也是在“2+26“城强化督查中整改工作进行缓慢。

第二种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达标或排名靠后。 本月刚被约谈的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和山西省阳泉市就属于这种情况。生态环境部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评估考核结果，确定晋城、邯郸、阳泉3个城市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它们因而被约谈。再往前一些的2015年，作为数月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倒数前十名的城市，郑州被原环保部约谈。

第三种是中央领导批示或新闻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典型情况如2015年因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约谈甘肃省张掖市，2016年因山西华兴铝业发生矿浆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约谈山西省吕梁市等。 从这些约谈原因便能看出，环保约谈的主要目的是督政，督促地方政府切实传导环保压力，落实整改具体环境问题。

据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介绍，约谈工作在今年将会继续加大力度，约谈工作重点围绕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上，约谈对象拟主要聚焦在几个方面：一是力度不够、工作滞后、问题集中的地区。二是没有完成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目标任务，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地区，特别是造成了不好影响、不良影响的情况。三是整改不力、问题反弹，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地区。不过，其坦言：“约谈是手段不是目的，也不是越多越好。”重点是发挥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督促当事者加大工作力度，警示其他地方以此为鉴，查找不足，主动作为。通过约谈一个，推动一片工作，这才是目标，所以约谈要加强针对性、典型性。与此同时，作为督政的两柄利剑，约谈正在和量化问责紧密结合。 【环保约谈】 2014年，原环境保护部出台《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约谈是环境保护部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依法进行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